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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12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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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观上述架构,若干节点,承继之迹宛然。北宋经由科举造就新型士大夫,呼应内藤湖南的“唐宋转型”说(内藤湖南:《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》,收入《东洋文化史研究》,林晓光译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6年,103-111页),本书第九篇引之(215页)。南宋后期诗人的非士大夫化、平民化,呼应吉川幸次郎之说(吉川幸次郎:《宋诗概说》第六章第一节,收入《宋元明诗概说》,李庆等译,中州古籍出版社,1987年,138页),本书第十一篇引之(280页;其余或明或暗引吉川氏论点处甚多,参看92、99-100、221、255页)。吉川氏著作,一度流行于美国汉学家间,逐渐构造出与内藤氏不同的“(南)宋元明转型”说(譬如可参看Paul Jakov Smith, Richard von Glahn eds. The Song-Yuan-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,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, 2003)。两说看似互不相下,却和谐共存于内山先生论著之中。盖因所异无非两期变化,孰为本质性的,这是一个价值判断。然而两期皆变化显著,却是一个事实。倘若悬搁价值判断,单考察事实,则两期变化,未尝无声气可通。即以文学创作而论,内藤湖南所揭示的中唐以降贵族性文学向庶民性文学转移态势(内藤湖南:《东洋文化史研究》,110页),与吉川幸次郎所揭示的南宋文学平民化走向,便若合符契。此外,内山先生抽绎宋代士大夫理想范型,归于“官—学—文”三位一体,也早由王水照先生提出(王水照主编:《宋代文学通论》,河南大学出版社,1997年,27页)。本书意义则在于,将这些不尽相涵的观点,融贯成一套自洽系统,用以研索诗史现象,得出不少具体见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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